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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堂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
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
在这种复古的浪潮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因此，大家都感到民国官吏远远不如逊清官吏有威严，总长不如尚书，都督和民政长不如总督和巡抚，县知事不如县正堂。
袁经常召集各部属员举行谒见礼，除了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各省来京的大员和新任命的大员都要举行觐见礼。上下级和平行级之间行文都有一定程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六军部行文都用“呈”。但直隶都督则例外，这也是援引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军机处等机关视为平行机关的旧例。
有一位安徽桐城县长某，到任后去谒见兼民政长倪嗣冲。没有准备手本，是用的名片，结果被倪嗣冲严词申斥。
至于在地方上，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递手本、履历。
徐国务卿还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习惯，这本是清朝官场的仪式。官员们在接见僚属或是宾客时，侍者敬茶，客人照例不得取饮。当主人端茶时，便是暗示客人必须告退了。
袁世凯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这和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
更为变本加厉的，是恢复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
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
徐世昌不只是要所有文职官员在逊清时做官的履历，同时更进一步恢复旧时官名。
由于徐国务卿竟恢复了太傅身份，外间就传出了袁世凯将通过徐世昌恢复大清帝国，各部次长将用满人的谣言。
他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竟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公然倡导。
以上各则，不过随手拣来，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
七、民国二年四月，湖南人章忠翊递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全体用骈文，有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袁令湘督拿办，但无下文。
袁虽于二年三月十九日下令拿办，裘竟公然晋京自首，像是讨赏的功臣。
六、湖北商民裘平治（一说是山东人），函呈总统府，略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
五、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国风报》载有冯国璋、倪嗣冲劝进密电，中有句是： “……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
四、元年樊增祥电袁，反对官吏自称“仆”。又谓民国宜有五等爵位。
后来赵惟熙竟获得二等嘉禾章和陆军上将衔。他上谢恩折，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
元年七月，甘肃旅京人士向参议院请愿，要求转咨**，电饬赵惟熙剪发，并保护剪发人民。
三、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发，且对剪发的人加以迫害。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一、民国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比如：
那个时候，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当时的民国，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他们中的多数人不知道大总统和皇帝有何不同，不知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有何区别。
而袁世凯北洋系，从根本就是个旧东西。
客观上讲，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被赶出政坛，袁世凯政.府的骨干大多是清廷的遗老遗少，所谓旧人。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有很浓重的复古味道，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他和袁世凯在一起，始终是个参谋，是袁世凯的谋臣。也就是说，徐世昌的复古，秉承的是袁世凯的意愿。
比如在戊戌维新中，他无疑属于维新派，只是因为识时务而没卷于其中。在立宪运动中，他不但是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属于立宪派中的激进者。而在清廷退位和平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徐世昌所担当的角色，至少是主谋之一。
然而徐世昌的特性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具体言之是“复古”！其实这可能有一定的误解成分。在晚清的重臣中，徐世昌决不是个顽固守旧之人，相反倒一直是求新变革的。
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
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 -->>
政事堂设在含和殿后的遐瞩楼，它的所在地可谓一半在总统府，一半在旧国.务.院。印铸局本就在院外。政事堂左为机要局，右为左右丞休息所，政事堂公所则是旧国.务.院址。
政事堂之组织细则为：
在这种复古的浪潮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因此，大家都感到民国官吏远远不如逊清官吏有威严，总长不如尚书，都督和民政长不如总督和巡抚，县知事不如县正堂。
袁经常召集各部属员举行谒见礼，除了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各省来京的大员和新任命的大员都要举行觐见礼。上下级和平行级之间行文都有一定程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六军部行文都用“呈”。但直隶都督则例外，这也是援引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对军机处等机关视为平行机关的旧例。
有一位安徽桐城县长某，到任后去谒见兼民政长倪嗣冲。没有准备手本，是用的名片，结果被倪嗣冲严词申斥。
至于在地方上，各省都督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递手本、履历。
徐国务卿还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习惯，这本是清朝官场的仪式。官员们在接见僚属或是宾客时，侍者敬茶，客人照例不得取饮。当主人端茶时，便是暗示客人必须告退了。
袁世凯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无论在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这和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临时总统孙中山先生下令取缔“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吏以官职互称，人民以“先生”或“君”互称，恰恰成为尖锐的对比！
更为变本加厉的，是恢复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
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
徐世昌不只是要所有文职官员在逊清时做官的履历，同时更进一步恢复旧时官名。
由于徐国务卿竟恢复了太傅身份，外间就传出了袁世凯将通过徐世昌恢复大清帝国，各部次长将用满人的谣言。
他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竟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公然倡导。
以上各则，不过随手拣来，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
七、民国二年四月，湖南人章忠翊递上劝正皇帝位表，自称曰臣，全体用骈文，有不可不正位的理由六。袁令湘督拿办，但无下文。
袁虽于二年三月十九日下令拿办，裘竟公然晋京自首，像是讨赏的功臣。
六、湖北商民裘平治（一说是山东人），函呈总统府，略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
五、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国风报》载有冯国璋、倪嗣冲劝进密电，中有句是： “……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
四、元年樊增祥电袁，反对官吏自称“仆”。又谓民国宜有五等爵位。
后来赵惟熙竟获得二等嘉禾章和陆军上将衔。他上谢恩折，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
元年七月，甘肃旅京人士向参议院请愿，要求转咨**，电饬赵惟熙剪发，并保护剪发人民。
三、甘肃都督赵惟熙不肯剪发，且对剪发的人加以迫害。
二、元年三月十日，禁卫军军统冯国璋，令南城居民撤去国旗，“盖恐两宫触目生感”。冯国璋后来还做了民国的总统，可是他的心中，国旗竟不如逊清的废帝重要。
这位由清朝督抚变作民国都督的赵尔巽，不知他心中的政党是什么东西，民国是由何人创造？
一、民国元年三月三日，东三省都督赵尔巽下令：“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比如：
那个时候，每天都要发生很多稀奇古怪的事，让人哭笑不得。
当时的民国，一般武人、大吏和无行文人，其头脑顽固的自不必论，大多数则是争妍希宠，以求升官发财。他们中的多数人不知道大总统和皇帝有何不同，不知民主共和与封建专制有何区别。
而袁世凯北洋系，从根本就是个旧东西。
客观上讲，任何一个新旧蜕变的时代，旧的阴影总是时隐时现。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被赶出政坛，袁世凯政.府的骨干大多是清廷的遗老遗少，所谓旧人。
徐世昌任国务卿后，他的所作所为确实有很浓重的复古味道，这未必是他的本意。他和袁世凯在一起，始终是个参谋，是袁世凯的谋臣。也就是说，徐世昌的复古，秉承的是袁世凯的意愿。
比如在戊戌维新中，他无疑属于维新派，只是因为识时务而没卷于其中。在立宪运动中，他不但是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属于立宪派中的激进者。而在清廷退位和平实现共和的过程中，徐世昌所担当的角色，至少是主谋之一。
然而徐世昌的特性是什么呢？，很多人都说具体言之是“复古”！其实这可能有一定的误解成分。在晚清的重臣中，徐世昌决不是个顽固守旧之人，相反倒一直是求新变革的。
他说：“如果大家讥笑我无所表现，我也不敢辞，今天大家拉我出来，或者就是因为我的这种特性。”
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只求择可行的行之，不可行的不行。行而有成效的就是善政，相反的就是恶政。
徐世昌出山后，自有他的作法。他认为“为政不在多言”，过去阁员入阁之初，总是长篇大论的发表政见，结果则是一事无成，焦头烂额。
铨叙局、印铸局、法制局都是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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