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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普通的商品可以赌博外，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赌博玩法，比如跟官位有关的升官图。
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
“读书万卷，致君尧舜”，自来便是中国士大夫们的最高标榜。
士人们的理想道路，便是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金殿胪唱，然后从州县“风尘俗吏”做起，宦海浮沉，最后九转丹成，出将入相，建牙开府，起居官制的，也有专制武职官的。
还有一种“状元筹”，专列科举制各种名衔，由童生、秀才始，至探花、榜眼、状元止。
《清稗类钞·赌博类》记述道：有曰“掷状元筹”者，用筹马，以绯多者为胜。
别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马军、四序等名，次第俱得胜彩。
最大者曰状元，为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递至秀才，最小者仅一柱。局毕计筹，以分胜负。
别有一筹曰“场谱”，开载得失高下之数，以杜争竞。
状元筹的玩法别具一格，升官图的玩法与此不同。
它一般是以某一朝代的官制为依据，在一纸局上列从卑到尊的各种官吏名号，低自县吏、高至宰相。
清代以后一般用四粒骰子掷彩，参加者可容二至数人，轮流掷骰，依彩由自职位最卑的官职逐渐升迁或降黜，先至官职最尊处者为胜。
终局后，职位最卑者按事先约定向胜者纳钱若干，称为“见面钱”或“倒盆钱”。
掷升官图的骰彩有多种名号，最基本的四种是依照古代考察官吏的四种“考绩”等级即“德、才、功、赃”。
用四粒骰子掷彩，掷出有两个四为德，两个六为才。
两个二、三、五算功，两个幺算赃。
德才功都可以升级，赃则要降黜。
除此之外，其他骰彩还有穿花、全色、分相等赏彩和出局、军台（充军）、革留、交部、休致等处罚的名色，完全采用了清代吏制的各种术语。
李正躬先生的《谈升官图》介绍了清代乾隆年间的一张升官图，“可以说是升官图中最复杂的了。
也是用四颗骰子掷，共分德、才、功、良、由、赃六等，变化也格外得多。
其中有特恩、封典、世爵，有京官、外任，有汉员、满员，更有捐官、赎罪，以及遇到了所属上司还得送见礼等等，将清朝官场的规律表现得一点也不遗漏。
而且还将清朝官场的陋习，像捐官、赎罪等也都表现出来，真可说是一张清代官场的缩影。”
确实，升官图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制度在博戏中的投影。
升官图具有浓厚的游戏色彩，其内容对热衷功名的士大夫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又是一种赌博手段，这三种因素决定了它自产生以后一直能够广泛流行，幼自儿童，长至老翁，卑如市井小民，尊如朝廷命官，都有它的爱好者。
宋人赵必盙的《沁园春》词就有：“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的句子，正表现了人们对此的心理和这一社会现实。
并且从宋代开始，骰子选格嬗变出一些形式不尽相同而实质又很相似的博戏，大抵分为两类。
一类是将升官图“超升”为神仙的“选仙图”。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云：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失为散仙，次为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
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者，谪作彩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
可见，选仙图只是把升官图的各级官名改为各种名号的神仙，连升迁降黜的骰彩都完全一样。
选仙图的流行更为广泛，连皇宫中都有线索可寻。
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曾“御制”《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
到慈禧太后时，又将其重加增订，再绘新图，并将其与银骰盆、象牙骰子一起赐给大臣，以博戏取乐。
至于民间坊刻的各种选仙图，更是五花士葛洪“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在当时被认为是稀罕的事，竟被记入正史的本传之中。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赌博之普遍。
到了唐代，士大夫赌博之广泛也不逊于魏晋，仅就知名度较高的唐代诗人而言，参赌或嗜赌者即十分普遍。
李白、杜牧、温庭筠以“诗酒轻狂”、放浪形骸而闻名于世的固不必论，就连自称“每饭不忘君”的“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文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欢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在其诗文、传记中不时看到本人或他人赌博的记叙和描写、议论，如李白写的：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以及高适的：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连杜甫青年时代，都曾写过一首《今夕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赌博风气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就连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提倡“文以载道”，以续周孔道统自任；一个主张“诗以采风”，自称“十首秦吟近正声”，以讽喻诗为民请命，在历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
可即使是这样强调仁义道德的人，同样毫无顾忌地追求声色货利，“好博盨之戏”。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代 -->>
而除了普通的商品可以赌博外，到了鼎盛时期，甚至出现了许多奇特的赌博玩法，比如跟官位有关的升官图。
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
“读书万卷，致君尧舜”，自来便是中国士大夫们的最高标榜。
士人们的理想道路，便是寒窗苦读到金榜题名、金殿胪唱，然后从州县“风尘俗吏”做起，宦海浮沉，最后九转丹成，出将入相，建牙开府，起居官制的，也有专制武职官的。
还有一种“状元筹”，专列科举制各种名衔，由童生、秀才始，至探花、榜眼、状元止。
《清稗类钞·赌博类》记述道：有曰“掷状元筹”者，用筹马，以绯多者为胜。
别有全色、五子一色、合巧、分相、不同、马军、四序等名，次第俱得胜彩。
最大者曰状元，为六十四柱。次差小，曰榜眼，曰探花，各三十二柱。递至秀才，最小者仅一柱。局毕计筹，以分胜负。
别有一筹曰“场谱”，开载得失高下之数，以杜争竞。
状元筹的玩法别具一格，升官图的玩法与此不同。
它一般是以某一朝代的官制为依据，在一纸局上列从卑到尊的各种官吏名号，低自县吏、高至宰相。
清代以后一般用四粒骰子掷彩，参加者可容二至数人，轮流掷骰，依彩由自职位最卑的官职逐渐升迁或降黜，先至官职最尊处者为胜。
终局后，职位最卑者按事先约定向胜者纳钱若干，称为“见面钱”或“倒盆钱”。
掷升官图的骰彩有多种名号，最基本的四种是依照古代考察官吏的四种“考绩”等级即“德、才、功、赃”。
用四粒骰子掷彩，掷出有两个四为德，两个六为才。
两个二、三、五算功，两个幺算赃。
德才功都可以升级，赃则要降黜。
除此之外，其他骰彩还有穿花、全色、分相等赏彩和出局、军台（充军）、革留、交部、休致等处罚的名色，完全采用了清代吏制的各种术语。
李正躬先生的《谈升官图》介绍了清代乾隆年间的一张升官图，“可以说是升官图中最复杂的了。
也是用四颗骰子掷，共分德、才、功、良、由、赃六等，变化也格外得多。
其中有特恩、封典、世爵，有京官、外任，有汉员、满员，更有捐官、赎罪，以及遇到了所属上司还得送见礼等等，将清朝官场的规律表现得一点也不遗漏。
而且还将清朝官场的陋习，像捐官、赎罪等也都表现出来，真可说是一张清代官场的缩影。”
确实，升官图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制度在博戏中的投影。
升官图具有浓厚的游戏色彩，其内容对热衷功名的士大夫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又是一种赌博手段，这三种因素决定了它自产生以后一直能够广泛流行，幼自儿童，长至老翁，卑如市井小民，尊如朝廷命官，都有它的爱好者。
宋人赵必盙的《沁园春》词就有：“看做官来，只似儿时，掷选官图”的句子，正表现了人们对此的心理和这一社会现实。
并且从宋代开始，骰子选格嬗变出一些形式不尽相同而实质又很相似的博戏，大抵分为两类。
一类是将升官图“超升”为神仙的“选仙图”。
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三云：宋时有选仙图，亦用骰子比色，失为散仙，次为上洞，以渐至蓬莱、大罗等列仙。
其比色之法，首重绯四，次六与三，最下者幺，凡有过者，谪作彩樵思凡之人，遇胜色仍复位。
可见，选仙图只是把升官图的各级官名改为各种名号的神仙，连升迁降黜的骰彩都完全一样。
选仙图的流行更为广泛，连皇宫中都有线索可寻。
清高宗乾隆皇帝就曾“御制”《群仙庆寿图》，“用骰子掷之，以为新年玩具。”
到慈禧太后时，又将其重加增订，再绘新图，并将其与银骰盆、象牙骰子一起赐给大臣，以博戏取乐。
至于民间坊刻的各种选仙图，更是五花士葛洪“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在当时被认为是稀罕的事，竟被记入正史的本传之中。
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赌博之普遍。
到了唐代，士大夫赌博之广泛也不逊于魏晋，仅就知名度较高的唐代诗人而言，参赌或嗜赌者即十分普遍。
李白、杜牧、温庭筠以“诗酒轻狂”、放浪形骸而闻名于世的固不必论，就连自称“每饭不忘君”的“诗圣”杜甫和人称“百代文宗”的韩愈也不讳言喜欢赌博，其他如陈子昂、王翰、崔颢、高适、岑参、李益、白居易、刘禹锡、元稹、张籍等人，都可在其诗文、传记中不时看到本人或他人赌博的记叙和描写、议论，如李白写的：
有时六博快壮心，绕床三匝呼一掷。
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争雄好彩来，金盘一掷万人开。
以及高适的：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处报仇身不死。
连杜甫青年时代，都曾写过一首《今夕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士大夫赌博风气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就连韩愈和白居易，一个提倡“文以载道”，以续周孔道统自任；一个主张“诗以采风”，自称“十首秦吟近正声”，以讽喻诗为民请命，在历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
可即使是这样强调仁义道德的人，同样毫无顾忌地追求声色货利，“好博盨之戏”。
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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