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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实验员，大桓要跟齐老师一起安排学生实验。各学科教研组安排好进度，任课老师要提前给实验员打招呼，实验员清点仪器，布置实验室。安排两个实验室，可以同时两个班一起上课，减少任课老师的工作强度。化学实验是两个学生一组，工作量大，摆酒精灯、药匙、滴管、烧杯、试管、量筒等，按照实验计划列好清单，一一配齐。化学实验又比较混乱，要督促学生保持台面整洁，要清洗玻璃仪器，一个实验轮完了，清场的时候，还要清点入库，然后做卫生。还有物理实验、生物实验也要安排。虽然学生实验并没有按教学要求全部展开，但每开一个实验，都要忙乱一阵，算起来工作量不小。齐老师虽是兼职，但作为实验员也有好几年经验了，大桓要么照葫芦画瓢，要么就打下下手，没敢偷懒，所以合作还算愉快。
初三的那几个化学老师来得勤，大桓跟他们混熟了。教研组的李组长，本科学历，他喜欢跟大桓聊天，听说大桓在考研（再不高调，会被人看笑话），时常鼓励他，说考上了就万事大吉了。大桓明白，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换个场景，继续努力，没有躺赢、一劳永逸的事。当然，大桓见话拆话，他没有说自己跨专业考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反正他不拿专业书到办公室，至于是考有机、无机、物化、高数，大桓懂一些，顺着说，有逢场作戏的感觉。一位二三十岁的女老师，带了四个班的化学，老在办公室抱怨工作累，说她同学在社保局上班的，领钱发钱，轻松极了。苦闷的大桓，书看累了，看烦了，就在纸上写黄色小说，聊以自wei。写到一定篇幅，就在实验室，点燃酒精灯，把这几张纸烧掉，毁尸灭迹。大桓正在用火引纸，那位女老师进来，很惊讶地问，“你在干什么？”大桓把废纸灰烬扫到垃圾桶里。那位抢了大桓位置第一次带课的保卫科长，大咧咧过来，“齐老师，小于，你们实验准备好了吗？”“多多关照，你们比我更熟悉实验。”
大桓提前两个星期离开学校，课也上完了，跟两位班主任打好招呼，临近期末，地理课可以改成其他自习课。大桓买了个卧铺票，本来想在列车上读下英语的，灯光太暗了，想睡觉，又觉得闷热，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省城，正是研究生考试前一天。先找住宿的地方，校内的老招待所和新修的宾馆都客满，在校外大道走了一段路，找到一家私人旅馆，六十块一晚，准备住两个晚上。
第二天的考试，少了头痛的英语听力，感觉好了不少，50分肯定有。政治随遇而安，背了一些，比去年应该有长进。到考专业课的时候，文学史内容太杂了，有些做的可以，有些不行。大桓完全靠自学，上限不高，又有些误区。外国文学史考到《呼啸山庄》，大桓上高中时候读了一些国外的文学名著，单把这本落下了，看了简介就没兴趣，太阴暗了，正如大桓不喜欢看恐怖片一样，这十多分白丢了。倒是文学理论答的中规中矩，古代文论是他比较稳的得分点。专业课整个考下来，不兴奋，感觉自己跟中文专业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相得益彰，油是油，水是水。那么自己的未来到底该如何定位了？非常迷茫。
大桓给奶奶买了保健品，叔叔家准备了礼物，倒是没有替爸妈买东西，虽说工作了，经济上跟父母没分那么开。父亲问考研的事，大桓说还好，等放榜吧。父亲对大桓工作的事情不太关心，只是个临时的差事，大桓自觉丢人，不过是个打杂的，也就没有深谈。
家里的新闻，大表哥结婚了，新娘子是邻家女孩张芳。大表哥铁了心到乡下找媳妇，三顾茅庐，终于定下了亲事，只是一蟹不如一蟹。小时候的大桓也有调皮的一面，顽劣异常犯过最大的错是用铲子击伤张芳，还好没留下什么疤。张芳的大弟张志伟一度跟大桓交好，让他看过家里珍藏的祖辈传下来的大砍刀。小弟张志杰偷过大桓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他妈妈后来还回来了。他家跟大桓的瓜葛后面再说。张家三姐弟，都没读过什么书，很早就混社会，张家是本地大族，近亲中有建筑工头，自有门路。乡邻对张芳的评价不高，认为她不够伶俐，有点缺心眼。婚后生活并不和谐，大姨的规矩大，有老派人的思想，张芳自认为受了压迫，是那种苦情剧里面的受气媳妇。表哥家里人都觉得张芳不会来事，有点看轻这个媳妇。大姨跟大桓说，“你不抽烟好，你表嫂跟你哥老为这事起争执。”
大桓上街买对联，因为爷爷去世一年多，三年满孝，才能用红对联，街上一位相熟的老先生卖给了他一幅绿对联。家里人都说不好，一年白，二年蓝，三年黄，绿对联看着就不雅。父亲就说上坟的时候烧了吧。一年上两次坟，大年初一和清明，清明经常缺席。
回重庆，要赶到开学的时候，正是春运。父亲说，沿江铁路正在规划，将来到重庆会很方便。只是此时，直达列车只有一趟，票很难买，托人才买了个站票。不晚点都要站十六七个小时，想想都让人崩溃，自己体格并不强壮，不是很有信心撑过去。但硬着头皮也要上，能怎么办了，不能不归队啊。大桓在省城江北火车站上的车，还是没经验，上车晃悠了一会，能坐的地方，靠厕所的地方全部挤满人。有叫卖小板凳的，大桓花了五元钱买了一个塑料小凳，勉强坐下来，到了一个大站，人潮涌动，小板凳被踢得不见了，有也坐不下。这时候，餐车、卖零食、饮料、水果的推车不时地从人群中杀开一条血路，大桓要收胸贴背，恨不得能有缩骨大法。
站到半夜，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跟他打招呼，用聊天来提神，这人很活跃，又拉了一个腼腆的高个男生加入圈子。先各自介绍了一些情况，年轻人是重庆一所不入流大学的毕业生，快毕业了，在实习；高个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大二；大桓的毕业学校是拿得出手的，工作性质说出来就多费口舌，容易让人轻视，就说自己在巴南一中（巴南在主城中稍偏，自己如果有中人之资，差不多是这个价码）。年轻人一再问大桓，一个人能找到工作的好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大桓很肯定地说，能力。那人不满意，能力这个词涵义太模糊。大桓就补充说，各行各业有各自的能力要求，比如我们师范类首要的就是讲课的能力。那人问大桓站的累不累？大桓说，作为教师，职业习惯是站在讲台上，不感觉累。工作人员来查票，那人神色慌张，他要重大的学生把 -->>
作为实验员，大桓要跟齐老师一起安排学生实验。各学科教研组安排好进度，任课老师要提前给实验员打招呼，实验员清点仪器，布置实验室。安排两个实验室，可以同时两个班一起上课，减少任课老师的工作强度。化学实验是两个学生一组，工作量大，摆酒精灯、药匙、滴管、烧杯、试管、量筒等，按照实验计划列好清单，一一配齐。化学实验又比较混乱，要督促学生保持台面整洁，要清洗玻璃仪器，一个实验轮完了，清场的时候，还要清点入库，然后做卫生。还有物理实验、生物实验也要安排。虽然学生实验并没有按教学要求全部展开，但每开一个实验，都要忙乱一阵，算起来工作量不小。齐老师虽是兼职，但作为实验员也有好几年经验了，大桓要么照葫芦画瓢，要么就打下下手，没敢偷懒，所以合作还算愉快。
初三的那几个化学老师来得勤，大桓跟他们混熟了。教研组的李组长，本科学历，他喜欢跟大桓聊天，听说大桓在考研（再不高调，会被人看笑话），时常鼓励他，说考上了就万事大吉了。大桓明白，考上了研究生也就是换个场景，继续努力，没有躺赢、一劳永逸的事。当然，大桓见话拆话，他没有说自己跨专业考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反正他不拿专业书到办公室，至于是考有机、无机、物化、高数，大桓懂一些，顺着说，有逢场作戏的感觉。一位二三十岁的女老师，带了四个班的化学，老在办公室抱怨工作累，说她同学在社保局上班的，领钱发钱，轻松极了。苦闷的大桓，书看累了，看烦了，就在纸上写黄色小说，聊以自wei。写到一定篇幅，就在实验室，点燃酒精灯，把这几张纸烧掉，毁尸灭迹。大桓正在用火引纸，那位女老师进来，很惊讶地问，“你在干什么？”大桓把废纸灰烬扫到垃圾桶里。那位抢了大桓位置第一次带课的保卫科长，大咧咧过来，“齐老师，小于，你们实验准备好了吗？”“多多关照，你们比我更熟悉实验。”
大桓提前两个星期离开学校，课也上完了，跟两位班主任打好招呼，临近期末，地理课可以改成其他自习课。大桓买了个卧铺票，本来想在列车上读下英语的，灯光太暗了，想睡觉，又觉得闷热，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省城，正是研究生考试前一天。先找住宿的地方，校内的老招待所和新修的宾馆都客满，在校外大道走了一段路，找到一家私人旅馆，六十块一晚，准备住两个晚上。
第二天的考试，少了头痛的英语听力，感觉好了不少，50分肯定有。政治随遇而安，背了一些，比去年应该有长进。到考专业课的时候，文学史内容太杂了，有些做的可以，有些不行。大桓完全靠自学，上限不高，又有些误区。外国文学史考到《呼啸山庄》，大桓上高中时候读了一些国外的文学名著，单把这本落下了，看了简介就没兴趣，太阴暗了，正如大桓不喜欢看恐怖片一样，这十多分白丢了。倒是文学理论答的中规中矩，古代文论是他比较稳的得分点。专业课整个考下来，不兴奋，感觉自己跟中文专业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相得益彰，油是油，水是水。那么自己的未来到底该如何定位了？非常迷茫。
大桓给奶奶买了保健品，叔叔家准备了礼物，倒是没有替爸妈买东西，虽说工作了，经济上跟父母没分那么开。父亲问考研的事，大桓说还好，等放榜吧。父亲对大桓工作的事情不太关心，只是个临时的差事，大桓自觉丢人，不过是个打杂的，也就没有深谈。
家里的新闻，大表哥结婚了，新娘子是邻家女孩张芳。大表哥铁了心到乡下找媳妇，三顾茅庐，终于定下了亲事，只是一蟹不如一蟹。小时候的大桓也有调皮的一面，顽劣异常犯过最大的错是用铲子击伤张芳，还好没留下什么疤。张芳的大弟张志伟一度跟大桓交好，让他看过家里珍藏的祖辈传下来的大砍刀。小弟张志杰偷过大桓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他妈妈后来还回来了。他家跟大桓的瓜葛后面再说。张家三姐弟，都没读过什么书，很早就混社会，张家是本地大族，近亲中有建筑工头，自有门路。乡邻对张芳的评价不高，认为她不够伶俐，有点缺心眼。婚后生活并不和谐，大姨的规矩大，有老派人的思想，张芳自认为受了压迫，是那种苦情剧里面的受气媳妇。表哥家里人都觉得张芳不会来事，有点看轻这个媳妇。大姨跟大桓说，“你不抽烟好，你表嫂跟你哥老为这事起争执。”
大桓上街买对联，因为爷爷去世一年多，三年满孝，才能用红对联，街上一位相熟的老先生卖给了他一幅绿对联。家里人都说不好，一年白，二年蓝，三年黄，绿对联看着就不雅。父亲就说上坟的时候烧了吧。一年上两次坟，大年初一和清明，清明经常缺席。
回重庆，要赶到开学的时候，正是春运。父亲说，沿江铁路正在规划，将来到重庆会很方便。只是此时，直达列车只有一趟，票很难买，托人才买了个站票。不晚点都要站十六七个小时，想想都让人崩溃，自己体格并不强壮，不是很有信心撑过去。但硬着头皮也要上，能怎么办了，不能不归队啊。大桓在省城江北火车站上的车，还是没经验，上车晃悠了一会，能坐的地方，靠厕所的地方全部挤满人。有叫卖小板凳的，大桓花了五元钱买了一个塑料小凳，勉强坐下来，到了一个大站，人潮涌动，小板凳被踢得不见了，有也坐不下。这时候，餐车、卖零食、饮料、水果的推车不时地从人群中杀开一条血路，大桓要收胸贴背，恨不得能有缩骨大法。
站到半夜，旁边有一个年轻人跟他打招呼，用聊天来提神，这人很活跃，又拉了一个腼腆的高个男生加入圈子。先各自介绍了一些情况，年轻人是重庆一所不入流大学的毕业生，快毕业了，在实习；高个是重庆大学的学生，大二；大桓的毕业学校是拿得出手的，工作性质说出来就多费口舌，容易让人轻视，就说自己在巴南一中（巴南在主城中稍偏，自己如果有中人之资，差不多是这个价码）。年轻人一再问大桓，一个人能找到工作的好坏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大桓很肯定地说，能力。那人不满意，能力这个词涵义太模糊。大桓就补充说，各行各业有各自的能力要求，比如我们师范类首要的就是讲课的能力。那人问大桓站的累不累？大桓说，作为教师，职业习惯是站在讲台上，不感觉累。工作人员来查票，那人神色慌张，他要重大的学生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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