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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说明当时的海南岛物资如此匮乏，竟以老鼠蝙蝠充饥。就是这样的海南岛，苏东坡竟然能够有一颗豁达乐观的平常之成就了另一番天地。
当时的苏东坡所住的屋子是儋州百姓为其搭建的一个遮风避雨的小茅屋。因为屋顶是用随处可见的桄榔叶搭建，所以苏东坡取名曰“桄榔庵”，而苏东坡父子，就是在这样一座桄榔庵中度过了大约三年时光。
对于大文人苏东坡来说，有了屋子，笔墨纸砚，怎么书写诗词歌赋呢？苏东坡有办法，自已动手创造啊。他把树枝烧成灰，再混合牛皮胶，放在模型里做成块状，就成墨了。后来，还曾有人打着“海南苏东坡制墨秘诀”的旗号，到杭州去卖“东坡香墨”，发了一笔横财，而这也是海南岛的第一块墨。
宋代的海南岛差不多聚集有苗、黎、汉20多个少数民族，文明没有开化，经济异常落后，苏东坡带领大家一起种田，托人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各种谷种，把曾在黄州发明的插秧机制造起来供大家使用，它成为海南岛第一台插秧机。
苏东坡看到当地人长期饮用河水经常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当地的第一口水井，后人为了感念苏东坡，将它取名为“东坡井”。往事越千年，直到现在，“东坡井”仍然在陪伴当地人成长。苏东坡亲自当医生，用自懂得的医学知识，到山上采草药为乡民们治病，算是开办了海南的第一家医院。
苏东坡曾为“帝王师”，骨子里有着教育他人的意识。他看到当地的文化很落后，就自发做起了老师。开办最基本的学堂也是需要不少花费的，没有钱，他卖了自己的腰带，又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了简易的茅草屋作临时教书的地方。他根据《汉书·杨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给学堂取名为“载酒堂”，这也是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堂。在当时，不但是儋州本地百姓，其它地方的许多人也慕名而来听他讲学。“载酒堂”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重修和扩建，成为现在儋州的“东坡书院”。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姜唐佐和第一个进士符确也是苏东坡的学生，他们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苏东坡虽然在海南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却使得儋州变成一个书声朗朗，弦歌四起，被众人仰慕的一个文化中心地。海南的“第一块墨、第一台插秧机、第一口水井、第一家医院、第一座学堂、第一个举人进士”都是因苏东坡而起，这无不彰显了苏东坡和当地人民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苏东坡留下的诗篇中，其中有三百首与海南有关，它记录了海南当时的气候、物产、风俗等，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
现在想来，真也难怪苏东坡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为海南贡献的同时，更是投入了自己的多少感情啊。
马林西看着尖峰岭在一片乌云中脱颖而出的景致，隔空遥望山那边的儋州，心里就思考着如何能置身其间感受一番。苏东坡当年就是在那里创造了海南岛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
就在胡思乱想之间，刚才日照金山的景致倏地消逝无影。这时的尖峰岭，她像个羞涩的少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
不一会，天空完全暗淡下来，说黑就黑了。来不及再看其它风景，马林西他们又从昨天傍晚走过的那条公路回到驻地。
第三节 开会收心
第二天，育种队召开全体队员会议。
早饭后，太阳还没有上来，借着椰子树下的阴凉，队员会议就在打谷场东北角进行。
主席台很简单，但不失官场的那种仪式感。中国人官本位理念千百来一直未变，甚至根深蒂固。凡是有官员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官场上那种形无实有的江湖政治的浅规则。
见到眼前的情景，马林西想起生产队开社员会的情景。
高中毕业后，马林西这种普通社员参加得最多最高级别的会议就是生队长主持的全体社员会。全体社员会是全生产队的大事。选择的场地有约定俗成的讲究，一是生产队的打谷场，二是副业队的磨坊。
在场头上开会，平时范三爷替队里饲养的大水牛拉的大石滚，就是生产队服务组最高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全队有四头水牛，数范三爷家的那头牛最壮，体形最为健硕，拉的石滚子也最粗最沉。平凡不用的时候，一般也是停放在队房门口的左首边，那情形有点像古时候显贵人家门口镇宅的石狮。其它的石滚子相对就要小一些，不用的时候随便停放。范三爷虽是个养牛用牛的，可他在全生产队用牛的四个人中是自然的头儿，因为他是队长的老爸。所以呢，只要开生产队全体社会员大会，那只大石滚是队长的专坐，只有队长才有资格坐在上面。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队长未到场前坐上去跟大家开个玩笑，比如“三绕子”，尽管若干年后他还真的当了村民小组长，跟生产队长一个级别的，但其时他还是年轻人里的小混混，左右看看队长不在，于是壮着胆子坐到滚子上，学着队长的模样架式，晃起二郎腿，两手扠在腰里，故意干咳两声：“大家都不要讲话了，马上开会。”引得一阵轰堂大笑。回头瞥见队长来了，立马屁滚尿流地跑到人群后面矮了下去。
要是在副业上的豆腐坊里开社员会，那怕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迟到的人不得不站在门口或屋檐下面，磨盘的位置肯定是空着的，队长总是约定俗成地坐在那里，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向社员们安排农活。
现在，马林西眼前的两张办公桌一字排开，分别坐着育种队的三大巨头：河东县副县长杨洪儒，县农业局副局长兼县南繁育种大队大队长季学斌，县种子站长兼县南繁育种大队副大队长程厚伯。还有当地的三大巨头：塘丰大队民兵营林副营长，大队妇女主任俞秀芝和第七生产队队长何玉安。
育种队员席地散坐在水泥场上，有的屁股底下垫张报纸，有的干脆盘腿坐在草帽沿上。
程厚伯站长咳了一声，眼睛习惯性地瞄了一眼左腕上的手表，右手从大裤衩口袋里掏出香烟，给台上的人每人发了一根，然后自己点上一枝，悠悠地吸一口，目 -->>
，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说明当时的海南岛物资如此匮乏，竟以老鼠蝙蝠充饥。就是这样的海南岛，苏东坡竟然能够有一颗豁达乐观的平常之成就了另一番天地。
当时的苏东坡所住的屋子是儋州百姓为其搭建的一个遮风避雨的小茅屋。因为屋顶是用随处可见的桄榔叶搭建，所以苏东坡取名曰“桄榔庵”，而苏东坡父子，就是在这样一座桄榔庵中度过了大约三年时光。
对于大文人苏东坡来说，有了屋子，笔墨纸砚，怎么书写诗词歌赋呢？苏东坡有办法，自已动手创造啊。他把树枝烧成灰，再混合牛皮胶，放在模型里做成块状，就成墨了。后来，还曾有人打着“海南苏东坡制墨秘诀”的旗号，到杭州去卖“东坡香墨”，发了一笔横财，而这也是海南岛的第一块墨。
宋代的海南岛差不多聚集有苗、黎、汉20多个少数民族，文明没有开化，经济异常落后，苏东坡带领大家一起种田，托人从中原地区带来了各种谷种，把曾在黄州发明的插秧机制造起来供大家使用，它成为海南岛第一台插秧机。
苏东坡看到当地人长期饮用河水经常生病，就带领大家挖了当地的第一口水井，后人为了感念苏东坡，将它取名为“东坡井”。往事越千年，直到现在，“东坡井”仍然在陪伴当地人成长。苏东坡亲自当医生，用自懂得的医学知识，到山上采草药为乡民们治病，算是开办了海南的第一家医院。
苏东坡曾为“帝王师”，骨子里有着教育他人的意识。他看到当地的文化很落后，就自发做起了老师。开办最基本的学堂也是需要不少花费的，没有钱，他卖了自己的腰带，又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建了简易的茅草屋作临时教书的地方。他根据《汉书·杨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给学堂取名为“载酒堂”，这也是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学堂。在当时，不但是儋州本地百姓，其它地方的许多人也慕名而来听他讲学。“载酒堂”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重修和扩建，成为现在儋州的“东坡书院”。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举人姜唐佐和第一个进士符确也是苏东坡的学生，他们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苏东坡虽然在海南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却使得儋州变成一个书声朗朗，弦歌四起，被众人仰慕的一个文化中心地。海南的“第一块墨、第一台插秧机、第一口水井、第一家医院、第一座学堂、第一个举人进士”都是因苏东坡而起，这无不彰显了苏东坡和当地人民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苏东坡留下的诗篇中，其中有三百首与海南有关，它记录了海南当时的气候、物产、风俗等，给后人留下了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
现在想来，真也难怪苏东坡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他为海南贡献的同时，更是投入了自己的多少感情啊。
马林西看着尖峰岭在一片乌云中脱颖而出的景致，隔空遥望山那边的儋州，心里就思考着如何能置身其间感受一番。苏东坡当年就是在那里创造了海南岛历史上的许多个第一。
就在胡思乱想之间，刚才日照金山的景致倏地消逝无影。这时的尖峰岭，她像个羞涩的少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
不一会，天空完全暗淡下来，说黑就黑了。来不及再看其它风景，马林西他们又从昨天傍晚走过的那条公路回到驻地。
第三节 开会收心
第二天，育种队召开全体队员会议。
早饭后，太阳还没有上来，借着椰子树下的阴凉，队员会议就在打谷场东北角进行。
主席台很简单，但不失官场的那种仪式感。中国人官本位理念千百来一直未变，甚至根深蒂固。凡是有官员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官场上那种形无实有的江湖政治的浅规则。
见到眼前的情景，马林西想起生产队开社员会的情景。
高中毕业后，马林西这种普通社员参加得最多最高级别的会议就是生队长主持的全体社员会。全体社员会是全生产队的大事。选择的场地有约定俗成的讲究，一是生产队的打谷场，二是副业队的磨坊。
在场头上开会，平时范三爷替队里饲养的大水牛拉的大石滚，就是生产队服务组最高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全队有四头水牛，数范三爷家的那头牛最壮，体形最为健硕，拉的石滚子也最粗最沉。平凡不用的时候，一般也是停放在队房门口的左首边，那情形有点像古时候显贵人家门口镇宅的石狮。其它的石滚子相对就要小一些，不用的时候随便停放。范三爷虽是个养牛用牛的，可他在全生产队用牛的四个人中是自然的头儿，因为他是队长的老爸。所以呢，只要开生产队全体社会员大会，那只大石滚是队长的专坐，只有队长才有资格坐在上面。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队长未到场前坐上去跟大家开个玩笑，比如“三绕子”，尽管若干年后他还真的当了村民小组长，跟生产队长一个级别的，但其时他还是年轻人里的小混混，左右看看队长不在，于是壮着胆子坐到滚子上，学着队长的模样架式，晃起二郎腿，两手扠在腰里，故意干咳两声：“大家都不要讲话了，马上开会。”引得一阵轰堂大笑。回头瞥见队长来了，立马屁滚尿流地跑到人群后面矮了下去。
要是在副业上的豆腐坊里开社员会，那怕屋子里挤得水泄不通，迟到的人不得不站在门口或屋檐下面，磨盘的位置肯定是空着的，队长总是约定俗成地坐在那里，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向社员们安排农活。
现在，马林西眼前的两张办公桌一字排开，分别坐着育种队的三大巨头：河东县副县长杨洪儒，县农业局副局长兼县南繁育种大队大队长季学斌，县种子站长兼县南繁育种大队副大队长程厚伯。还有当地的三大巨头：塘丰大队民兵营林副营长，大队妇女主任俞秀芝和第七生产队队长何玉安。
育种队员席地散坐在水泥场上，有的屁股底下垫张报纸，有的干脆盘腿坐在草帽沿上。
程厚伯站长咳了一声，眼睛习惯性地瞄了一眼左腕上的手表，右手从大裤衩口袋里掏出香烟，给台上的人每人发了一根，然后自己点上一枝，悠悠地吸一口，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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